专访足协秘书长:如何安全可控办好2000人的“史无前例”赛会制赛事

  “史无前例的赛会制赛事。”中国足球协会秘书长刘奕如此形容将于7月25日开球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

  随着7月8日,中国足协在上海举行媒体通气会、披露更多中超开赛细节,中超强势回归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刘奕相信,中超成功开赛不仅是中国体育全面“复工复产”的标志性事件,更将向全球展示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方面的卓越成果。

  这也许正是经历数个月的期待、酝酿、争论,乃至遭遇猜疑、嘲笑、批评,中超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核心原因。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肆虐,导致世界各地的体育赛事几乎完全停摆。彼时国内疫情却已得到较好控制,各项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体育迷也期待,中超作为最受关注的本土体育赛事,将以“先头部队”姿态,成为全世界最早恢复的主流顶级足球联赛。“5月初,陈戌源主席明白准确地提出开始研究联赛开赛工作。” 刘奕在接受体育大生意采访时透露。

  中国足协最早制作的开赛方案依然采用主客场制,不过主管部门很关注球队频繁旅行所带来的风险。5月中,主客场制方案搁置,中国足协开始制作赛会制方案。

  中国足协为此成立了七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竞赛、裁判、防疫、媒体与传播、市场与商务、后勤、综合七大环节。其中六大环节对于任何时期的办赛工作来说都是必备项目,但原本属于“综合”环节子项的医疗卫生,则在特殊时期下,升级为“防疫”大项。

  在作为重中之重的防疫环节,中国足协的整体策略可以归纳为四个点、32个字。第一点是“专家把脉,科技助力”。中国足协邀请了包括张文宏教授在内的疫情防治专家协助制定赛事防疫方案;同时引入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智能技术上的支持,包括智能硬件自动测温、数据整合,并通过高等级识别系统解决了佩戴口罩情况下的身份识别,其他的还有一些软件工具帮助打破中国足协与地方的行政壁垒,在统一的环境下协同参与赛事管理和组织。

  第二点是“闭环管理,分区实施”。针对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工作人员、媒体、驻地服务人员等不同的赛事参与者,中国足协采取分区管理的方式,有序梳理其行动安排、行动路线,以此来降低人群聚集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

  第三点是“全面严控,突出重点”。这里关注的“重点”,是参赛运动员和裁判员。因为比赛中有非常密切的身体接触,场上人员不能戴口罩,所以他们是赛事有关人员中的“最易感人群”。如何保障其健康是防疫规划中要突出的重点。

  第四点是“严格措施,疏导有方”。出于防疫考虑,赛事参与者要身处长达两个月的封闭环境中,心理生理都有必要合理疏导,避免积累各类压力,影响赛事气氛以及被封闭者的健康。像驻地酒店中设有卡拉OK、书吧、网球场、篮球场等娱乐放松设施。另外两片驻地——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和大连体育中心——都有较大面积和更多样的设施,也可供驻地人士使用。刘奕还专门提到一些更细致的考虑。“譬如理发,理发其实是不少球员的重要需求,他们要在球场上展示能表现其个人气质的发型。所以我们的疏导方案中细致到研究了如何满足驻地人员的理发需求。”

  防范疫情最不容有失,任何赛事组织方要考虑的内容事无巨细。刘奕指出规划联赛开赛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为了遵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范指引,几乎所有的赛事管理环节都要重新规划。”

  单是因此要修改的竞赛文件就多达25份。“有的环节影响没那么大,有的环节就变化特别多。”刘奕举了后勤为例。过去的联赛管理中,俱乐部的交通住宿由俱乐部自行安排,而现在中国足协要统一管理起16家中超俱乐部的出行。

  这意味着,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国内相比,中国足协的联赛启动计划,都遭遇独有的困难。欧洲四大联赛最终早于中超开赛,但欧洲联赛既没采用赛会制,也不像中超那样需要规划一个完整的赛季、而只是补完完整赛事。

  与国内——例如同样瞩目而更早开赛的CBA相比——中国足协的独有挑战则更多。譬如场地限制,这方面各大媒体此前已有详细的介绍。寻找一座有多片符合规定标准的比赛场地、训练场地的城市,耗费了大量精力。尤其是高标准训练场地数量不足,成为此次研究联赛开赛过程中发现的国内足球场地发展的一大痛点。另外刘奕还在近期接受电视采访时,提到一些选择赛区的具体考虑。像广州本身是热门候选地,但却因为7月广东地区台风较多、天气因素不可控而无缘办赛。

  还有一项独有挑战在于联赛体系。中国足协规划的联赛开赛,并非单指中超开赛,还包括中甲、中乙两项低级别联赛的组织。“我们在考察办赛城市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城市的场地条件也很好,但没有成为中超候选赛区,因为我们还需要考虑中甲、中乙的需要。”中国足协一位竞赛部门官员告诉体育大生意。

  虽然是特殊的一年,但中国足协依然树立了尽可能完整地举办各项赛事的目标,包括中超、中甲、中乙、足协杯。“女子赛事我们也要推进。目前就有同事正在云南考察女超、女甲的办赛条件。”中国足协竞赛部门官员说。

  各类要考虑的状况带来新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延展出更多从不同方向展开的新维度。这些压力不会随着7月1日中超开赛的消息落实而消失,因为这只是象征中国足协的工作,从此前的筹备规划阶段,进入到实践执行阶段。

  但7月1日之后,气氛依然明显变化。因为接下来的工作虽然依然繁重,但从工作者的心态上来说,结束等待迎来一个明确的启动时刻,可以驱散此前处于不确定状态时的忐忑感受。那些外界舆论的揶揄与不解也暂时消停,大家已经马上关注到开赛的细节上。

  刘奕认为,这是中超顺利开赛的意义所在。这是一宗有示范意义的事件。在经历特殊时期的种种消极与不安后,中超开赛将振奋人心,对大家说正常的生活终将回归。

  当然,中超开赛首先鼓励的是俱乐部、赞助商等与足球经济相关的赛事参与者。“虽然是赛会制赛事,但我们依然推出了‘虚拟主客场’。”刘奕说。在比赛中,赛场将按照“主队”的风格布置。球场广告牌将显示主队的广告客户形象,而在电视转播中将使用采样于此前中超赛事的球迷助威声,作为虚拟助威声,让电视前的观众获得经典的体育观赛体验。

  赞助商方面,刘奕形容“危中有机”。“疫情肯定对联赛的商业推广有冲击,商业合作伙伴也可能因行业原因受影响。但从宣传角度来说,赛会制中超给合作伙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机会。”刘奕指出,由于赛区封闭政策,球员长时间集中在驻地,令媒体有难得的与球员共处的机会。央视、PP体育等转播方都将派遣工作人员进入驻地,制作大量与中超有关的节目。而媒体传播产品的增加,一定会为赞助商带来相应的品牌曝光增量。

  中超的经济效益还体现在带动观赛经济发展。“只要有观赛,就有观赛经济。”刘奕说。按捺已久的球迷能重新释放看球热情,酒水、聚会等各类观赛消费也随之迎来“小阳春”。由于观赛经济涉及到更多体育以外的行业,中超催动观赛经济复苏,可被视为国内“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对拥有中超俱乐部的城市来说,观赛经济的效益尤其值得期待。

  中超也将给赛区带来额外经济效益。刘奕预计苏州和大连将分别迎来1000名左右的赛事有关人员,包括球队成员、工作人员、媒体等等。其中苏州的赛事多数安排在晚上,这与苏州近年来发展夜间经济的政策有了高度契合。今年4月,苏州出台政策打造“姑苏八点半”品牌。而没有中超俱乐部的苏州成为中超赛区,很大机会引发苏州球迷对联赛的关注。所以苏州球迷被唤起对中超的热情后,他们的活动会成为支持“姑苏八点半”夜间经济的一部分动力。

  有些经济效益,可能以遗产形式呈现。据中国足协竞赛部门官员介绍,赛区所在城市的政府对中超都非常支持。苏州考虑到外国教练员和外援的需要,确定办赛后火速引入星巴克进驻太湖足球运动中心,从而满足外国人喝咖啡的习惯。这一类在驻地中引入的周边服务,未来可能继续会扎根在这些大型运动活动场地中,从而令运动场的周边经济迎来更好的发展条件。

  中超开赛的社会效益也需要我们来关注。从体育产业范畴来说,中超被誉为第一本土体育IP。这次中超历经万难以赛会制方式执行,将给予行业很好的示范作用。7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引发的《科学有序恢复体育赛事和活动推动体育行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提到,“按照‘一赛事一方案’要求,重启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等职业体育赛事……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具体化、可操作、可复制的工作方案,有序推广。”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超这次开赛,对制定“后疫情时期”办赛方案有重要探索意义。世俱杯、亚洲杯、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乃至北京冬奥会等未来国内到大型赛事,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将今年CBA、中超的经验都考虑其中。

  从更进一步的群众心理而言,以足球在国内的极高社会关注度,中超顺利开赛是一剂强心针。正如当初奥运会、欧洲杯两大赛延期是疫情恐怖力量的标志性打击,如今中超回归则向国人发出了国内疫情全面受控的强烈鼓舞信息。

  面向全球的示范作用同样令人期待。中超顺利举行向全球证明了国内控制疫情的效果,以及中国在保证疫情可控的前提下解决复工复产难题的决心。“最重要的是借助中超开赛,向世界宣布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足球的手段、通过体育的桥梁,搭建更好的沟通渠道。”刘奕说。

  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赛会制赛事”,更绝对是等待最漫长的一次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相信当7月25日赛事顺利开球、当16家俱乐部以饱满的精神情况走到球迷眼前时,所有关心中国足球、关心中国体育、关心国内疫情控制的人都会说一句,这种等待是值得的。